（高2018级1班李李冰清供稿）

　　数日前的中秋节，当我又一次回到涪陵，当我时隔五年再一次见到何伟（彼得·海斯勒）的时候，对于这个如此熟悉又略显陌生的作家，对于我发生巨大变化的家乡，对于不断前行、日新月异的中国，我竟意外地深感责任重大。我决心要将《江城》推荐给如我一般继承了上一辈关于家乡和民族记忆的人们。

　　90年代末期，涪陵赶上了对外开放的班车，成为了长江上游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1996年8月，何伟作为第一批中美友好志愿者来到涪陵，担任城内唯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外籍教师。在书的开篇中他写道：

　　“我从重庆出发，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涪陵没有铁路，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

　　这样坦率热情而富于洞察力的描写在整本书中随处可见，如是的美式幽默作为其写作风格将寻常的生活品出了独到的趣味。他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揶揄了七八十年代遗留下的“程序”和“作风”，也以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讪笑着滑稽的世间百态。毫无疑问的是，比起居高临下的“西方中心主义”，我们会发现婴孩般的好奇和异客式的敬仰或许才更应该是这些点滴记录的滥觞。

　　本书的主要内容即是在随后的两年中何伟的所见所闻。在这段时间里，他一面在这所改革边缘的学校里的中国同事和农村学生身上获得奇妙的发现和匪浅的乐趣，一面，他独自流连于当地的各式自然风景和巷陌市井之间，既在不懈追溯这座陌生小城的历史，又在极力融入这座小城的平凡生活。他自己这样谈道：

　　“之所以写成这样，是为了让读者明白一个外国人在涪陵那样一个偏僻的小城中扮演的两种角色，有时候只是一个观察者，另一些时候又深深融入当地的生活。”

　　他的视觉有着独特而精准的洞察力，《江城》绝不是某种形而上学式的纪实作品，也不仅仅是随性的行旅散记。作为一名中文欠佳的“义务教员”，他所能触摸到的仅能是这座小城奔涌血脉不甚规则的律动；作为一位热中探索与思考的作家，彼时的他却实实在在窥见了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脉动的源泉。

　　作为阅历尚浅的懵懂学生，我无意妄自揣摩牛津大学文学硕士的杰作；但作为土生土长的涪陵人，我却自诩在对这座江城的感情上何伟和我兴许拥有某种相同的渊源。在翻来覆去的一遍遍重温中，我竟惊讶地发现，数年以来困扰纠缠吸引我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疑虑竟与何伟当年提出的种种问题出奇地相似。而抛开与这座城市的各种机缘巧合，在网络上，全国各地的读者乃至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都不约而同地发出了相似地感慨，这也正是何伟这位新世纪的马可波罗所发出的讯息：

　　“······城市在飞速发展着，在过去的二十年，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当，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

　　如梭似箭的时光把试图追溯记忆的人远远地抛在身后。何伟说，太多太多的西方作家的中国故事显得灰暗和忧伤，而身处一系列改革变化中迷惘的我们又是否细致地端详过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自己呢？何伟从中国人身上感受最多的是一种潜在的幽默、生机和活力，而这些宝贵的品质是否又能被“敏感”的我们所感知呢？

　　虽然何伟在《江城》中文版序中写道：

　　“从地理和历史来看，这部书并不是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间内中国的某个地方。”

　　但是，在这样一个西方人眼中“永远停滞的民族”的历史中，在涪陵业已焕然一新的城市街道下，在长眠于三峡涨水的江边旧城里，对于何伟来说，“旧时的激流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对于我们来说，“挑尽孤灯”中夜读《江城》，那种不可名状的感受，似是故人来。